学术活动

【作者简介】肖峰，男，重庆人，博士，威廉希尔中文网站平台,william威廉中文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年第2期

【摘要】探讨“怎样劳动”的劳动方式理论是马克思劳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揭示了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工具对劳动方式变迁的决定性作用，并对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劳动方式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劳动的演进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工智能普遍成为劳动工具，人类的劳动方式必然从机器劳动进一步演化为智能劳动。智能劳动相较于先前的劳动方式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也向马克思的劳动观提出了新问题，使其劳动方式理论得到新的丰富和拓展。

【关键词】劳动方式；手工劳动；机器劳动；智能劳动；人工智能

智能时代，人类的劳动方式正在发生从机器劳动到智能劳动的跃迁。马克思关于劳动方式的理论，尤其是其对于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劳动演进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在智能时代出现智能劳动的必然性。而智能劳动作为一种新型的劳动方式，也使马克思的劳动方式理论获得新的丰富和发展。

一、马克思的劳动方式理论

马克思的劳动方式理论是马克思劳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方式是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直接影响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可以从多重视角来划分劳动方式，如基于产业视角可划分出农业劳动、工业劳动、服务业劳动等；基于产出物的性质可划分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等；基于生产关系则可划分出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劳动、资本雇佣劳动（异化劳动）、公有制下的自主自为劳动（自由劳动）等；基于价值的分割还可划分出社会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等等。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劳动方式取决于生产力基础，同时也受生产关系的制约。

基于劳动工具来把握劳动方式是一个重要的考察视角，可以区分出手工劳动、机器劳动以及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还未出现而当今正在兴起的智能劳动，这也是本文所采取的视角。这一视角是马克思劳动方式理论的一个重要向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生产方式就是“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最重要的劳动资料就是工具，“没有生产工具……任何生产都不可能”。马克思认为，劳动工具是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从劳动工具的角度去识别劳动方式，体现了生产力对劳动方式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劳动工具也是决定劳动方式的关键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劳动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劳动方式随着生产力中劳动工具的变迁而演变。马克思关于劳动方式及其与劳动工具关系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劳动方式的内涵及形态的变迁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手工工具和机器是两种不同的劳动工具，分别以它们为工具所进行的就是“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在马克思的时代，人类的劳动方式发生着“从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转变”。马克思亲身经历了这一时代的变迁，看到“凡是工业劳动高度发展的地方，也就是几乎所有手工劳动都变成工厂劳动的地方”。

手工劳动是人类最早的劳动方式，从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之前。手工劳动者直接使用的是简单的工具（如石器、木器、铁器工具等），劳动过程高度依赖个人的技能、体力和经验。这种劳动方式的特点是劳动强度高，但生产规模小、效率低、产量有限，同时产品个性化强（手工制品往往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体现着工匠的独特风格），灵活性高，能够适应多样化的生产需求。

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工具从简单的手工工具发展到复杂的机械装置，劳动方式也随之从手工劳动转变为机器劳动。机器劳动的工具包括各种机械设备，如蒸汽机、电动机、机床等，其特点是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生产规模扩大，产品标准化程度提高，劳动场所集中，如机器的使用使纺织业“全面发生了革命。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在大建筑物内共同工作”。在技能要求上，机器劳动不需要像手工艺人那样掌握复杂的技艺，只需要掌握操作和维护机器的知识，能够进行“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新劳动”即可。

马克思认为，之所以会发生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劳动的变迁，是因为经济发展或市场的需要，“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发达的机器改变了由人力推动工具运动的劳动方式，将巨大的自然力转化为机器运作的动力，使机器可以“不知疲倦”地高速、连续运转，从而克服了手工劳动效率低下的局限，并“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或者说，降低了生产成本，在单位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满足市场不断增大的需要。所以机器劳动取代手工劳动是人类劳动方式的进步。

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劳动也表现出劳动方式变化上的复杂性，这就是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上，手工工具无论在形式上发生多么大的改变，也依然是“人的工具”，即依靠人来使用和操作；在人与工具的关系中，人占据了主导地位，具有自主性，通常能够控制生产过程。但机器劳动与此不同。马克思指出，机器不再是“人的工具”，而是转化为“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工人的技能被机器吸纳，他们变成了机器有意识的附属物，成为机器系统的组成部分；劳动的节奏和质量主要由机器来决定，机械化使得工人必须跟随机器的运转去进行相应的操作，机器更像是“主人”，而劳动者更多地处于“服从”的地位，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进一步导向了劳动的异化。马克思的目光由此转向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劳动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劳动被用于最大化提取剩余价值；机器的引入虽然提高了生产力，但也加剧了工人的受控制状态—他们被迫适应机器的速度和节奏，被束缚在特定的工作岗位上，成为机器的附属，失去了劳动的创造性和自主性。也就是说，“把工人转化为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一部分是由于间或地使用机器和机器劳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机器劳动使工人失去了对劳动成果的认同感和满足感，“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此外，机器劳动还导致了手工劳动者的失业，“机器劳动……战胜了手工劳动……手工业者……被机器驱逐出一个个阵地”。“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也就引发了最早的“机器换人”现象，导致了劳动力的过剩，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压低了工人的工资水平。凡此种种，工人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对工人自身。

马克思通过对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的分析，揭示了技术进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机器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应用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

二、智能劳动的界定与特征

以上的分析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要素中劳动工具的变化一直是影响劳动方式演进的关键因素。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详细描述了手工劳动向机器劳动的过渡，并强调了这种转变对工人阶级和社会关系的深远影响。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人类进行劳动的工具发生着智能化变革，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为智能时代劳动和生产的主导工具。沿着马克思关于劳动工具革命必然导致劳动方式变迁的思路进行推演：当人工智能作为劳动工具问世并广泛应用时，必将兴起“智能劳动”这种新型的劳动方式。

（一）智能劳动的界定

智能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和影响劳动过程中各种因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劳动管理等）的产物，或者说“是包含人工智能科技要素的劳动”，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手段，创造出智能产品或产品中包含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方式。人工智能是劳动方式从机器劳动到智能劳动转型的引擎，它“与具体经济形态、具体生产劳动相结合，智能化的因素融入各方面、各环节，必然引发传统的生产形式、实践方式、劳动形态的变化，催生出智能劳动这一人的劳动新形态”。

智能劳动所使用的劳动工具是智能机器。智能机器能够模拟人类的某些智能行为，如计算、推理、感知、决策甚至行动，并据此完成一定的任务或工作，因此，也可以将智能劳动视为利用人工智能系统辅助人类完成工作任务的劳动过程。智能劳动表征了在智能技术辅助下，走向人与智能系统高度协同、高效运作的劳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作为硬件的各种智能设备负责数据的采集以及与物理世界的交互，而智能软件则作为智能决策的核心，通过复杂的算法和模型，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从而指导硬件设备的精准行动。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中，软硬件的紧密结合赋予人新的强大能力，突破了传统劳动方式的限制，在劳动效率和质量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而代表了一种更加优化和先进的劳动方式。

（二）智能劳动的特征

智能劳动的兴起是劳动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它重塑了劳动的形态与价值，使人类劳动具有了一系列新的特征。智能劳动的首要特征便是其表述中所涵盖的“智能性”。这种智能性在物化形态上表现为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在人化形态上则体现为对劳动者智能水平的更高要求。

智能化的劳动工具通常能够自主完成相应的任务，无需人的持续控制。传统的机器则缺乏这种自主性，其有序运作必须依赖人的控制和操作。智能化的劳动工具不仅能够高效完成预设任务，更能借助先进的算法进行自主学习，包括从海量的数据中自动识别隐藏的模式和规律，通过持续的数据训练不断调整自身的参数和决策模型。随着数据处理量的增加和经验的积累，它们能够逐步优化工作流程，提升执行效率，根据环境变化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目前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新文本的功能就显示出它在知识生产上的这种能力。智能工具在其环境自适应能力和性能自进化能力的加持下，能够越来越灵活地应对多变的作业环境，完成越来越复杂的任务，其物化的智能水平越来越高。

使用智能工具进行劳动，必然对劳动者的智能水平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也就是越来越高的人化的智能性。通常来说，机器劳动对工人的知识能力要求较低，主要是基本的操作知识和安全规程知识。智能劳动不同于传统体力劳动和简单重复性的脑力劳动，是一种需要更高智能水平的劳动，要求劳动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专长，以理解、驾驭和运用复杂的智能化劳动工具，能够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算法设计等前沿技术解决复杂问题。例如在智能制造中，工人不仅要掌握机械加工的基本技能，还需熟悉数控编程、机器人操作与维护、工业互联网通信等多方面的知识，才能有效地与智能化生产设备协同工作。

创造性是智能劳动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智能劳动所需要的创造性使之明显地区别于机器劳动。机器劳动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其本质仍是对既定目标的机械化实现，具有高度的重复性和极强的可预期性，缺乏创新的空间。智能劳动则不同，它对体力劳动和简单重复性脑力劳动的需求减少，更多的是去不断发现新问题、探索新路径、创造新价值，体现了从“完成任务”向“创造可能”的转变。同时，智能劳动所创造的丰富多样的工作场景和挑战也不断激发劳动者的潜能，使人脑的创造力得到更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也使劳动本身成为一种持续的探索和创造过程，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劳动的内涵与意义。可以说，智能劳动所具有的高效、灵活和创新等特性，使人类能够更多地从事创造性、高价值的工作，智能劳动也由此成为不断提升人类智能水平的劳动方式。

智能时代就是劳动者普遍成为智能劳动者的时代。智能劳动者不同于传统劳动者，前者是发挥智能作用的劳动者，是通过自己的智能去使用AI的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可以管控和调动人工智能系统的功能（如使用提示词调动大模型的潜在功能），人的智能劳动效果通过智能机器系统得到极大的扩增和放大。使用智能工具还要求劳动者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因为新型的智能工具改变了生产过程，也改变了决策和服务的提供方式，使得劳动者的工作内容从重复性的体力供给或信息处理转向更复杂的场景分析和策略制定。不断变化的劳动场景和复杂多样的工作任务往往涉及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创新，需要智能劳动者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和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应对智能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挑战。

如果说机器劳动主要还是一种体力劳动，那么智能劳动则主要是一种脑力劳动，但这种脑力劳动也可以达到体力劳动的效果，这就是用脑力劳动控制智能生产系统或具身智能体与物理世界互动，从而发挥改造世界的体力劳动功能。所以智能劳动还是一种新型的脑力劳动，即可以取得体力劳动效果的脑力劳动，由此也表明智能劳动在本质上是通过人工智能来增强人的劳动能力的人机合作过程。这种人机合作还表现在智能劳动中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的创造性也是相互交织与彼此促进的：一方面，智能工具本身就是人所创造的，体现了劳动者的创造性；另一方面，智能工具的创造性又促使它的使用者发展出需要驾驭这种创造性的更高阶的创造性，而劳动者的创造性又为劳动工具的进一步智能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就带来了人机融合的创造力提升过程。

如此一来，智能劳动中的“智能”既不是纯粹的人的智能，也不是单一的机器智能，而是人的智能与机器智能相结合而形成的更高水平的智能，是劳动工具和劳动者智能水平的双重提升，因而也被称为“人机融合智能”。这种智能在面对复杂多变的问题时能够灵活调整策略，寻找更优解。当然，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作为智能劳动主体的劳动者。在智能劳动中，人应该始终是主体，是劳动活动的发起者和控制者。具有较高智能水平的劳动者能够在使用智能工具的过程中发现其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和优化的建议，从而引领智能劳动水平的不断提高。可见，智能劳动是智能功能的多重实现，其中既发挥了人的智能，也使用了机器智能，是人化智能与物化智能高度交融的劳动方式。

由智能劳动的智能性和创造性还演绎出智能劳动的自由性。这种自由可从以下四个环环相扣的层面加以理解。

第一，劳动效率的提升带来时间自由。智能劳动借助算法优化、自动化与智能辅助，极大提升了执行任务与解决问题的效率，人得以从重复性、高强度的体力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缩短完成工作所需的刚性时间，从而获得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时间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它为个人创造了进行深度思考、培养兴趣、陪伴家庭或投身创造性活动的可能，也为后续的空间自由、发展自由奠定了时间基础。

第二，工作场域的突破带来空间自由。在效率提升的基础上，智能劳动进一步通过远程协作系统、虚拟办公环境、分布式项目管理等技术，打破了传统劳动对固定场所的依赖。人们不再被束缚于具体的物理办公空间，而是可以在家中、旅途中甚至跨地域开展高效工作。这种空间自由不仅是对地理界限的突破，更是对生活方式与工作节奏的重新定义。它使得个体能够依据自身状态与环境选择最适合的工作场景，进而为职业模式的多样化与个性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职业模式的重构带来发展自由。随着时间与空间的解放，智能劳动催生了灵活就业、项目制合作、“斜杠”职业、自主创业等新型职业形态。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常规岗位的同时，也催生出大量与数据、算法、人机交互等相关的新兴领域，人们的职业路径从“单一线性”转向“多维动态”。个体可依据自身兴趣、能力与价值观，更灵活地规划、调整甚至重构职业生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体现在职业选择上，更体现在持续学习、技能迭代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

第四，技术赋能与增强带来身心自由。在逐步实现时间、空间与职业自由的基础上，智能技术进一步通过认知增强工具、健康监测系统、个性化学习平台等，赋能人的身心发展。例如，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减轻认知负荷，智能设备促进健康管理，沉浸式技术拓展体验与创造的边界。这种赋能不仅是外在的工具辅助，更是内在能力的延伸与强化，帮助人摆脱体力、脑力与感知的部分局限，从而使人在身心层面获得更大的自主性与解放感，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与生命质量的提升。

可见，智能劳动所赋予的自由，是一个从时间到空间，再到职业发展，最终归于身心解放的递进过程。这四个层面相互支撑，逐步深化，共同描绘出人在智能技术加持下从劳动中解放、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现实路径。总之，从机器劳动到智能劳动，是人类劳动方式的又一次重大革命。智能劳动通过自动化减少了对简单重复劳动的依赖，使人从危险性或高强度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从而解放了劳动者，释放了人类认知与创新的能力。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消除劳动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而自由劳动则是这一理想状态的基础。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智能劳动逐渐成为新的劳动形态，为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劳动或劳动解放提供技术支撑，成为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契机。

三、智能劳动对马克思劳动方式理论的丰富和拓展

从机器劳动到智能劳动，是人类劳动方式的深刻转型，也是智能革命在人类劳动领域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其深远意义与历史影响丝毫不逊于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劳动对手工劳动的颠覆性取代，由此也为马克思劳动方式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提供了机遇。

（一）“劳动的浓缩”达到新水平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曾指出，“机器劳动……是劳动的浓缩”。这句话生动地表达了机器劳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凝聚了过去一切劳动能力和成果。这里的“浓缩”意指机器通过高效、连续且精确的操作，将原本需要大量人力、时间和技能才能完成的工作任务，大幅度地压缩和简化，从而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机器劳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使得劳动过程更加集中和高效，相对于传统人力劳动，这是一种质的飞跃。这里的“浓缩”还表示，人类过去的劳动（集体的劳动成果）被对象化到机器这种劳动资料上，成为一种被机器所凝聚的“社会性的力量”或“集体生产力”，并在工人的活劳动调动下发挥出来。所以机器劳动中的“劳动的浓缩”，不仅指劳动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集约与加速，从更深的层次看，还意味着过去的劳动被精炼并固化于各种对象化的劳动成果之中。这些成果，诸如机器设备、生产线等，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要素，为后续的劳动过程提供了强大的杠杆效应。这里的“浓缩”还包括对自然力的“浓缩”，即将巨大的自然力转变为机器运转的动力，先前是利用蒸汽的推力，后来进一步使用电力，它们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

鉴于此，我们可以观察到，智能劳动中同样蕴含着一种“浓缩”的属性，而且相较于机器劳动，这种“浓缩”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或者说，使劳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浓缩”。智能劳动依托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缩短了劳动时间，提高了劳动效率，并在高效劳动的基础上更具灵活性和创新性，使得劳动成果的质量和数量都更高密度地集约到单位劳动时间之中。此外，当智能劳动者监控整个生产过程时，全部的生产细节和内容也以信息的形式“浓缩”在电子屏幕中。因此，同样是“劳动的浓缩”，智能劳动的“浓缩”程度和效果远超以往的机器劳动。

如果说在机器劳动中“浓缩”的主要是自然力，那么在智能劳动中“浓缩”的则主要是人类的智力，“浓缩”的重点从物质和能量转向知识和智力，比如当今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知识的深度整合与应用。智能系统能够学习和掌握海量的知识信息，包括历史数据、专业理论、实践经验等，并将这些知识通过算法模型进行高效整合与优化。这种整合不仅是量的积累，更是质的飞跃，它使得智能劳动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能够展现出超越人类个体的智慧和能力。例如，在使用大模型进行智能劳动时，使用的就是“浓缩”了几乎全网或全人类语料的“世界知识压缩器”从事精神生产。

智能劳动中的“劳动的浓缩”在本质上是科技劳动的“浓缩”，是将人类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以某种方式固定下来，使之可以在没有原创者直接参与的情况下被利用。例如，书籍是文化知识的“浓缩”，计算机程序是算法逻辑的“浓缩”，而机器学习模型则是大量数据和统计规律的“浓缩”。被智能工具所“浓缩”的智能也是所谓的集体智能，它可以被集约化为软件模型并负载于微小的芯片上，而这种电子芯片也正是无数电子器件和线路的“浓缩”。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智能劳动能够汇聚并优化全球范围内的知识、经验和推理能力，形成超越个体智能的集体智能。智能劳动使用智能工具的过程，也是集体智能的形成和提升过程，因为当智能工具开始收集、分析并应用来自众多用户的数据时，实际上就是在进行一种智能“浓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个用户的行为、偏好、决策都被记录下来，并通过算法分析后形成新的见解或解决方案，这相当于把每个人的智慧汇聚起来，经过加工处理后使之变成了更大规模、更具价值的知识库。因此，智能工具所实现的智能“浓缩”正是集体智能的一个体现，它不仅“浓缩”了过去的创造力、知识发现和技术发明，还不断汇集起使用者所进行的改进，就如同多主体间合作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在劳动过程中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智慧和力量。

智能劳动还是对劳动的多模态“浓缩”。智能工具能够集成和展现多种智能形态，如感知智能、认知智能、语言智能、学习智能和行为智能等，这些智能形态被巧妙地“浓缩”或对象化到智能工具之中。如被“浓缩”的感知智能使得智能工具可以“看”“听”甚至“感受”环境；被“浓缩”的认知智能赋予了智能工具理解和分析复杂数据集的能力；被“浓缩”的语言智能促进了人机交互的便捷性和友好度，提升了跨语言沟通的效果；被“浓缩”的学习智能使智能工具有能力从历史数据中寻找规律，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被“浓缩”的行为智能使机器人实现了对物体的操作、搬运乃至装配、加工工作，等等。凡此种种，极大地拓展了劳动的广度和深度，使智能劳动在多个维度上展现出超越传统劳动的优势。

可以说，人类劳动是一个不断“浓缩”的过程，“浓缩”的过去的劳动和个体的劳动越多，现实劳动的生产力水平就越高。从机器劳动到智能劳动，无疑是“劳动浓缩”水平的一次革命性提升，也是对马克思“劳动浓缩”思想的丰富和拓展。

（二）劳动主体问题

劳动方式从外延上表现为各种劳动的分类，从要素上看则包含各种劳动构成部分的结构或关系，如劳动主体—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就是通常的劳动要素结构，其中劳动主体是劳动的发起者和控制者，支配劳动过程。劳动主体通常就是作为劳动者的人。这一结构性定位在传统的劳动形态中是无可置疑的；即使在智能劳动中，当智能机器的智能水平还不太高时，人在劳动中的主体地位也未受质疑。但随着智能机器的智能水平不断提高，机器不仅能够执行预设任务，还能通过学习不断优化自身性能，进行自主决策和采取灵活行动，独立地完成越来越复杂的任务，此时的机器所进行的活动能否被称为“劳动”，机器本身是否具有“劳动主体”的身份，就成为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说，智能劳动进入高级阶段后，劳动主体的问题逐渐凸显。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智能机器逐渐拥有了更多的“类人”属性，模糊了“人类”与“类人”之间的界限，甚至打破了人类对劳动主体地位的垄断，从而使得智能机器有可能取代人类成为新的劳动者。

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明确认定机器不是劳动者，机器所做的只是模仿人类的动作，并不从事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人类的特有活动，涉及目的、意识和创造力的运用，而机器只是执行预设的程序和指令，是生产工具，是作为劳动资料的生产力。

从智能机器终究是机器这一角度看，它所进行的活动不能被称为劳动，智能机器本身也不可能是劳动主体。但从智能机器相较一般机器所具有的重要特性来看，它又确实具有了一般机器所不具有的“自主性”功能，从而具备了作为劳动主体的重要条件。为了表征这种双重关系，我们不妨用“人工劳动”或“人工劳动主体”来对其加以称谓，它与“人类劳动”“人的劳动主体”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就像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既有关联也有区别一样。此时劳动似乎不再专属于人，出现了人之外的另一种“劳动主体”，但这样的“主体”在底层逻辑上不能与人同日而语，因为它从根基上是由人创造出来并终究受人控制的，所以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主体；但可以将其理解为功能意义上的劳动主体，或人机融合、人机共生的劳动主体。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之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互渗与融合，形成人机“融合智能”或“混合智能”。人工劳动与人类劳动之间也是如此。

这一视角的补充，为把握眼下正在发展的人工智能新前沿—具身智能—提供了新的启示。具身智能是指具有身体、能够与物理世界互动从而产生出行动效应的人工智能，它具有自主感知物理世界的能力，并根据所感知的信息作出决策，在复杂的环境中灵活应对各种情况，实施具体行动，完成改变对象的任务。因此，具身智能的行动具有智能劳动的典型特征，它使得人工智能从先前只能像人一样思考，进展到可以像人一样行动，也就是像人一样“劳动”，即“人工劳动”。这一概念可以贴切地表达人工智能体的行动与以人为主体的劳动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也意味着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到达一定程度后，就可以相对独立地成为“人工劳动主体”。在这一视角下，主体是动态演进的，经历了从工具性存在（普通机器）到功能性主体（如自动驾驶系统）再到拟人化人工主体（如强人工智能）的迭代过程，并将进入融合主体抑或“双主体”承载智能劳动的时代。

（三）生产与“消灭劳动”问题

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所提出的“消灭劳动”的角度来理解劳动主体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生产消灭劳动”来回应“智能机器是否可称为劳动主体”的问题。

马克思的“消灭劳动”有双重所指：一是指消灭那种被剥削、被压迫的异化劳动和雇佣劳动；二是指人类最终退出物质生产领域。在从机器劳动到智能劳动的发展进程中，当生产自动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劳动者可以逐步退出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这为劳动异化的消除提供了技术可能。

我们也可以从劳动与生产的区别上去理解“消灭劳动”。生产和劳动之间是有区别的，劳动是指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创造财富和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而生产则是使用价值的形成过程。一般来说，劳动强调人的付出过程，生产则强调产品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尤其是传统的生产）中必然有人的劳动，如果没有人的劳动，就没有物的生产，此时劳动是生产活动的核心驱动力，决定了生产的规模、速度和效率。但当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尤其是达到高阶自动化、智能化的水平后，生产中可以不直接存在人的劳动，或者说“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由此可见，劳动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劳动可以是生产，但生产不一定是劳动，生产是比劳动更大的范畴。

从劳动与生产的上述关系来看，在智能时代可以存在智能化、自动化生产，但并不存在自动化的劳动，劳动一旦被自动化，就成为生产，而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因为生产可以是以工具为载体的高度自动化的过程，而劳动则是必须关联到人的活动。考察劳动与生产的关系史可以发现，在手工劳动中，生产就是劳动，生产的全部过程都由人的劳动来承担；在机器劳动中，一部分劳动转化为机器工具所进行的生产（如在劳动对象接受机械力的作用时，劳动过程可能就停止了，但生产过程则继续进行着），另一部分生产仍由人的劳动承担（如对机器的看管和操作）；在智能劳动中，更多的劳动转化为生产，甚至在高度发达的具身智能那里，几乎全部的劳动都转化为智能机器的生产。因此，在智能时代以前，没有劳动，生产就无法进行；而到了智能时代，尤其是到了智能时代的高级阶段，没有人的劳动，生产也能进行，由此出现了“生产消灭劳动”的情形。因此，马克思的“消灭劳动”可以在智能时代以新的方式得以实现，这就是通过将人的劳动转化为（智能）机器的生产来完成，这也是对马克思劳动方式理论加以丰富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曾将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通过上面的分析，是否可以大胆推断：生产也可以分为劳动型生产和非劳动型生产？就此而言，劳动可以被生产所消灭，人也就可以从物质生产领域中撤出，但生产本身则不能被消灭，只会从有人在场的生产变迁为无人在场的生产，即高度自动化的智能生产。

（四）人机协同问题

在任何劳动方式中都存在人与工具的关系问题，如手工劳动是人对工具的绝对支配，机器劳动是人对机器的部分支配和部分跟从，而智能劳动则更加凸显了人机协同或人机分工的问题。在机器劳动阶段，由于人要服从机器，人机之间出现了张力和冲突，并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加剧，进而走向两者之间的排斥与对抗，甚至激化到发生工人捣毁机器事件的程度。

智能劳动也引发人机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从多个层面呈现这种关系，包括前面所讲的“机器换人”进一步加深为智能机器对人的排斥。这里侧重于从技术性关系来考察人与智能工具之间的功能性互补和合作。通常来说，劳动者是劳动过程中的主动方，而工具或机器则是被动方。但在智能劳动中，这种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不清：一方面，智能系统不再是消极被动的工具，而是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伙伴”，甚至可以独立完成一些工作；另一方面，人类依然是设计、编程以及监督智能机器的关键角色。因此，在智能劳动中，人与机器之间形成了一个共生系统，两者在其中相互依存、彼此促进，构成了新的合作与协同系统，使人机互动与协作成为智能劳动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协作一方面体现为智能机器能够理解人类的指令和意图，按照人的要求去自动地完成工作任务；另一方面表现为人能有效地控制和使用智能机器，避免机器出现失控或进行有害于人类的活动。目前的智能劳动工具通常也配备了人性化的交互界面，如触摸屏、语音交互等，为人机协同提供了便捷、直观的技术手段，人类由此也进入了人机合作的新时代。此时的人机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主从关系或替代关系，而是更加强调互补性和共生性。因此，这里的人机协作本质在于，机器智能的功能增强不意味着其能完全替代人类，而是对人类能力的一种补充和扩展；人机协作的目的在于利用机器智能提升人类的工作效率，同时保持并发展人的创造力和判断力。智能工具虽然拥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判断决策功能，但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实际工作环境时，仍需人类的智慧与经验来加以引导。因此，设计一个既能充分发挥智能工具优势，又能有效融入人类智慧和价值的协同机制，无疑是智能劳动本身力求达成的目标。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演进、智能工具能力的不断增强，如何确保技术的发展不会剥夺人类的自由选择权和决策权，已然成为智能劳动所面临的新挑战。智能劳动一旦走向人机互斥与对抗，甚至主客易位，就脱离了人类开发智能劳动的初衷，也就脱离了人类劳动解放的正道，这也是马克思的劳动方式理论在智能时代需要回答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略

编辑丨吴一思

一审丨周律

二审丨陈德祥

三审丨易显飞